源头咏叹——长三角历史文化解读

    长三角，这是个存在已久远，却是最近才轰然乍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受到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之一，长江入海口，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科技和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区域内共有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城市即江苏省的苏州、无锡，浙江的湖州、嘉兴等，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人口7534万人，占全国的5.9%。2001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981亿元，占全国的17.7%；完成财政总收入3350亿元，占全国的20.4%；外贸出口739.4亿美元，占全国的27.8%；实际利用外资160.7亿美元，占全国的32.3%；人均GDP达22537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被专家称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第六城市群。在我们对这一系列数字进行比较而为之惊讶感叹之余，有一个问题在脑海中盘桓不去，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巨龙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天时？地利？人和？透过这波峰浪谷汹涌四起的经济大潮，撩开长三角神秘而有魔力的面纱，我们惊奇地发现，推动这一巨大经济成果成型的，居然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化现象。
　　那场战争那场搬迁
    这一切，始于宋朝的那场战争中的家族搬迁。
　　建炎2年（公元112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凄惶不安的年代。徽、钦二帝被掳。金兵入侵，直逼扬州。宋高宗赵构仓皇南幸，以临安为都。孔子第四十八 世孙衍圣公孔端友就这样奉孔子夫妇楷木像，率宗室成员随宋室南渡。
　　
    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盛盛衰衰，起起落落，元曲中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圣人之后，诗书之家，逃离战火的路程一定是不堪回首。家是回不去了。淮水已成天涯。何处安身？
　　
    战乱中的人渴望一块桃花源般的净土。衢州，就在这当口在地图上凸显出来，悄然露脸。
　　
    衢州位处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为八省通衢要隘。当时又恰未受战火侵扰。还有，该是那“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烂柯山的围棋仙地的氛围，让孔氏留连。 从此，“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衢州遂成为“东南阕里”、孔氏南 宗裔孙的第二个家。
　　南宗孔庙至今有一楼，名“思鲁阁”。南方800多年的风霜雨雪洗涤了一代又一代孔氏后裔的精神世界，洗不去的，是那一份对故土深切的思念与膜拜。一代又一代孔氏后裔在“思鲁阁”中回望故园，乡思蚀骨，只是他们或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族的动迁会给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带来影响，将大大推进南方文明的发展，并反过来影响和带动北方乃至整个中国。
　　没有。当时这一切是悄然无声的。高宗赐居。兴建家庙。封爵祭孔。
　　曾经，他们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去。宋亡元立，至元19年（1182年），元世祖 诏令“江南衍圣公入觐，命归曲阜袭封。”
　　可以回家了，那梦中的家园。那时，孔子第53世宗子（南宗6世）孔洙袭衍圣公爵，掌管全族事务。但令人奇怪的是，他思考再三，却以“先祖庙墓在衢”为由 ，坚决让爵给曲阜的族弟孔治。于是，身在山东曲阜的族弟孔治福从天降，袭了爵位。此举深得元世祖嘉许，“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
　　穿过数百年的烟尘，我们已无法细致地了解孔洙让爵的完整的思想线路。孔洙 ，字思鲁，号存斋。洙就是曲阜的洙水。鲁，乃山东别称。就单单从他的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孔氏家族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但他为何却放弃了这次唯一可以返家的机会？虽有“先祖庙墓在衢”为由，但于情理并不充分，先祖庙墓应在曲阜，那才是孔家的祖地，且已延衍千年。而在衢，总共不过54年时间。他完全可以携全家老小，并奉列祖灵柩浩浩然回曲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爵位，放弃了回家的权利呢？
　　关于这一点，孔家档案资料上没有很多的记载。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孔洙的曾祖，五十世孙孔元龙曾为柯山书院院长，著有《柯山论语讲义》、《鲁樵集》等，老先生九十岁上仍手不释书。其死时，衢州等地弟子号哭于道者三百余人。由此可推见师徒情谊之深。衢州一带，山水亦偏远，民风亦醇厚。但天然的，对美好的东西，对代表了文明方向和趋势的东西就有一种向往，有一种渴求。而这样一种状态，应该是孔氏一族一直苦苦寻觅和久久期待的。博大精深的孔家儒学，在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高则高矣，高处始终有些寒意；尊则尊矣,尊极却也有些寂寞了。突然的，因为战事的原因，他们离开了象牙塔，到了这样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他们发现了这片土地对他们的文化精神有一种积极主动的接受和容纳。民风是淳朴的，淳朴中才显真实；生活是艰难的，艰难中更显上进。“孺子可教也”。于是，名师高徒，在隔了差不多1500年以后，在江南衢州这片土地上相遇了。今天，让我们回到800多年前，去看一看那一次波澜壮阔的际遇吧。不管孔洙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他已经做了一个最英明的决定，一个足以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决定。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万千景象。
　　300公里半径之谜
　　衍圣公孔洙让爵后，南宗开始走向社会，以衢州为中心，在江南诸省传播儒学。仅元朝就有孔氏后裔22人出任学官，7人专任或兼任书院山长。北宋时，衢州只有5家书院，南宋时一下子增设12所，达17所。不管是数量还是书院的知名度，都名列全国前茅。
　　柯山书院极盛时，“四方士友群集”达3000人。江山的“逸平书院”，为理学家朱熹年轻时求学之处。淳熙初年（1175年）朱熹重来江山，写有《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诗：“不到南塘久，重来二十年。山如龟背厚，地与马鞍连。徐子旧书
址，毛公新墓田。青松似相识，无语共凄然。”对恩师的感怀催人泪下。大哲学家王阳明多次到衢州讲学，写有“仗铆非吾事，传经愧尔师”。虽是他的谦虚之语，也可看出当时学风之盛，学术争鸣，人才辈出，后生可畏之景象。
　　一时间，阳明学派、象山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朱熹（南宋、江西婺源）、吕祖谦（南宋、浙江金华）、王阳明（明、浙江余姚）、陆九渊（南宋、江西贵溪）、黄宗曦（明清之际、浙江余姚）、叶适（南宋、浙江永嘉）、陈亮（南宋、浙江永康）、徐存（浙江江山）、陈确（明清之际、浙江海宁）、朱瞬水（明清之际、浙江余姚）……如果把这些名字全部标上地图，以衢州为核心画一个圆，半径正好是300公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范围里，一下子涌出了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儒学家，各有学派，各有建树，又自成体系，真是蔚为壮观。
　　南宋至元，曾推选历代名儒共29名，并为他们立传。这29位名儒中，竟有20位出生于衢州周围的300公里半径之内。
　　宋代4位大儒，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张拭，有3位在300公里半径之内。其中朱熹和吕祖谦的家乡婺源和金华就一南一北紧贴衢州。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南孔以衢州为中心，分徙出众多支脉，也多生活在这300公里的范围内。
    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偌大的空间，在南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衢州周围300公里的范围内涌现了如此众多的人才和各种学派，就如一束聚光灯在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上打出了一个亮圈，它的地界包含了整个浙江，和江西、福建、安徽、江苏的一部分。它是如此的灿烂和辉煌，使我们所有的后来的人无法仅仅用“偶然出现”来形容。
　　徽商和宁波商帮
    如果我们把这次际遇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起点的话，我们发现，它所产生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当我们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且不说“十大商帮”中有五个商帮是在衢州周围的300公里半径之内，我想说的是这些商帮在经营中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和准则竟完全是儒家思想的规范。我要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徽商和宁波商帮。
　　徽商是指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六县商人集团总称。形成于明，至清达极盛。徽商曾活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以至日本、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因资本之巨，从商人数之众，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而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胡雪岩，就是徽州绩溪人。而其特点为“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被称为儒商。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有惊讶的发现，所谓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六县就完全紧贴着衢州。这或者可以算得是儒家传统与经济结合取得辉煌业绩的第一个范例。
　　宁波商帮是十大商帮中唯一长盛不衰的。夏炳章先生在他的文章《历久不衰的“宁波帮”》中写到：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戴光中教授的文章《“信用宁波”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宁波帮成功的诀窍，“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华百年老药铺８１家，其中１３家是甬商创办的，比例高达１６％。”这些金光闪闪的招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之原型，即宁波乐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整整三百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的奥秘即“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乐氏严遵祖训，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材。“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经营之道，长期被海内外宁波商帮所恪守。这诀窍，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信”。
　　宁波一个仅有2万多人口的庄市镇就出了叶澄衷、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包玉书、包玉星、叶谋彰、朱之信等数十位大商人。这些大商人在成功之后很凑巧地相继作了同样的选择：首先是包玉刚率先捐资创办宁波大学；而后邵逸夫连续多年每年以数亿巨资捐赠教育事业，总计赠额已达16亿多港元。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设立教育基金会；而赵安中以捐赠100所希望小学来表达对祖国教育的热切关注；还有陈廷骅、曹光彪、闻儒根、沈炳麟等等，他们不约而同的做法都是捐资办学。我们取这几个数字只是想做这样的解释，儒家传统的尊师重教和我们今天倡导的科教兴国一脉相承，而经儒家文化滋养的商人，他们越是领会了儒家文化的实质，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越是巨大。而他们对祖国家乡的感情越是深厚，对祖国家乡的报答越是发自于内心。可以说，孔氏南迁带来的儒家文化不仅加快了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而且催生了近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温州奇迹”与孔家南迁
　　另具典型意义的是“温州现象”。温州紧贴长三角边沿。地处如此边远，交通如此不便，资源如此稀少，国家投入几乎没有，但恰恰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育了中国最充分、最完整、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造就了一大批驰骋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的企业家，被称为“温州奇迹”。但我们如果从历史上追溯一下，就会发现事出有因且仍与孔家南迁有关。
　　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就诞生在温州。叶适反对当时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和心性，提出重功利之学，认为义不可离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他认为改
革就是去害兴利，改弱就强；改革弊政，使国家富强起来。他还认为只有“养利”，发展生产，“使天下无贫民”，才能保持忠厚的道德风尚。
　　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到这里有了一个重大转折和推进。它仍以“仁”为核心，但它从关注上层建筑转而关心经济基础；它仍以统治为出发点，但它从“治民
”安邦转而为“富民” 安国。叶适对儒家文化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浙江现象”与上海复合文化
　　我们今天惊讶于“浙江现象”，以一个资源小省，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却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文化的骄人奇迹。温州精神、宁波模式、义乌的小商品大世界、绍兴轻纺城、永康五金城、东阳横店影视基地；全国经济百强县浙江占了23个；全国554个工程院士，浙江占了91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浙江籍作家占了一半还要多：鲁迅、茅盾、夏衍、柔石、艾青、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冯雪峰、殷夫等。
　　而上海，是由近代而入现代史的一个舞台。这舞台离浙江最近，场面宏大，易于铺展。于是，刚学有所成的浙江人便闪亮登场了。这样说并不公平，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特点为“海派文化”就是包容，海纳百川。但如果翻开“上海市志”作个统计，就会发现上海所有头面人物中，浙江人有着惊人之高的比例，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所以，我们有理由可以这样说，上海文化是以浙江、苏南文化为主流，兼容各地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一种复合文化。
　　历史早就预留了种种伏笔
　　追究起这一切的源头，发现历史这一篇宏大文章，早就预留了种种伏笔。起承转合，关联呼应，那就要从建炎2年(公元1128年)的那次孔氏家族大动迁开始说起。时隔800年，我们只能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吸引孔氏后裔的不会是南方的山水，四季分明的气候，“先祖庙墓在衢”也只是一个易于接受的托词。真正让孔氏后人不忍离去的原因是那样一种情态，是在整个金衢盆地周围生发而渐强渐烈的那种渴望读书，渴望文明，渴望上进的一种状态。
　　浙江是一个慧质空灵、好学上进的学生。它具有那样一种气质，我们把它概括为“一遇春风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的那一种东西——“浙江精神”。但需一个好老师点拨它成材。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而且是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老师，因为战事的缘故汇聚到了衢州，并长住于此。衢州于是充当了中国的南方大学校的
身份，而当时的孔氏后裔及弟子则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教师。中国南方文明史由此开始了最辉煌、最绚丽的章节。
　　文化层面上的较量
　　浙江不是这20多年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历史，也不能只看这50多年。最近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潜力的争论正如火如荼。珠三角为大企业纷纷移居长三角而忧心忡忡，而许多台商坦言，不喜欢广东人是因为广东人缺乏对文化的尊敬。而翻开历史查一查，就不难发现，那一块土地恰恰是比较缺乏儒家文化浸润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它以特区的优势融汇了全国各地的人才而崛起，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特区优势弱化时，它就感到了根基的动摇和底气的不足。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较量，最终其实是文化层面上的较量。
　　我们对于源头的咏叹是对于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咏叹，我们对它的无法穷尽的魅力和潜力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徽商的成功，浙江的成功，长三角的成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儒家文化到了南方衢州以后有了重大发展与突破，并在与经济结合中展现出更为强大，更为恢弘的生命力。我们过去对“论语”的价值肯定更多的还在政治层面上，“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封建社会的行情。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能把绵延千年的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引用为经济运行中的行为规范，那我
们才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和根本路径。儒家文化，虽然它也需要更新、发展、吸收，但只有它才是我们的祖传秘方，看家本领。
　　成长，总是奔流直向远方的游子；而源头，永远是倚门独望的母亲和老师。那份静廖，那份宽厚，那份从容，那份萧索，那样满怀欣慰又有些无可奈何。
　　源头决不会有江河的汹涌澎湃，波澜壮阔。它还没来得及舒展，没来得及丰富，没来得及兼收并蓄，也就没来得及汪洋姿肆。但之所以为源，乃发祥之始，风气之先。是症之结，是谜之底；是解开许多疑惑和谜团的金钥匙。
　　我想说的是，真正对中华文明进程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偏居于南方衢州的孔氏南宗，是貌不起眼的南宗孔庙。如果我们要解开长三角经济文化奇迹之所以产生的奥秘，必须从衢州这块土地开始。
　　中国文化有饮水思源。那么，就让那些游子，所有的发达地区，沿海城市，在急速飞奔中回首，去关注源头，灵魂的故乡——这种回望是精神上的提升，是心智上的丰富，是生命意义上的强健和完整。(衢州日报/20040206/何蔚萍)